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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性抚养中侵害的权利客体

时间:202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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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诈性抚养中侵害的权利客体

    侵权行为侵害的客体,也就是这种行为侵犯的是进行了欺诈性抚养的男方的何种权利。从实践中看,主要的观点有财产权、人格权、人格利益、配偶权、名誉权、亲权等。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各有道理,但该情况中受损害的应当是复合性的权利。

    欺诈性抚养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概括描述,在典型的欺诈性抚养纠纷中,一般是妻子出轨,生下他人子女,妻子隐瞒真相与男方一起抚养该子女,之后事情败露。在这个过程中,妻子出轨违背了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可以认为侵犯了男方的配偶权。事情败露以后,为大家所知,男方势必成为焦点,降低了男方的社会评价,可能造成男方名誉权的侵害。这期间男方付出的大量金钱又可造成对财产权的损害。但是,应当看到,侵害配偶权是对欺诈性抚养之前行为的评价,侵害名誉权,是对事情败露后效果的评价,但这两种认定实际上对欺诈性抚养并没有直接的评价。另外,把欺诈性抚养放在没有夫妻关系的双方之间考察更有利于问题的研究。在婚前同居等情况下,男女双方互相之间没有忠实义务,也没有配偶权,只存在欺诈性抚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按照违反忠实义务侵害配偶权的思路,恐怕就难以处理了。因此,欺诈性抚养中,妻子与他人通奸,侵害了男方的配偶权,但是侵害男方的配偶权,却并不是欺诈性抚养中主要的侵权行为。

    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处理,上述判决中认为女方违反了忠实义务,侵犯了男方的配偶权,从而支持了男方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这种处理思路恐怕与我国《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并不相符。按照《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法律中并没有兜底条款,故除去法律规定的这些情形,夫妻一方违反忠实义务,如嫖娼、出轨等,只要没有达到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严重程度的,实践中法院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很难支持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主张。因此,如果该案中认定女方侵犯的是男方的配偶权,而对侵犯配偶权的行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恐怕难脱规避《婚姻法》相关规定的嫌疑。 欺诈性抚养侵害的是不是人格权或者人格权益也值得考察。人格权以人格利益为利益,是民事主体基于法律人格为维护独立人格享有的必需的权利。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以人格平等、人格自由、人格独立、人格尊严等全部的概括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具体人格权主要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肖像权等。一般人格权是基本权利,具体人格由一般人格权衍生并为法律所明确规定。欺诈性抚养中,受欺诈的男方抚养了他人的子女,与其人格平等、人格自由、人格独立以及人格尊严关系不大,欺诈性抚养所侵害的并非人格权或者一般人格利益,而可能侵害其具体人格权中的名誉权等。

    笔者认为,欺诈性抚养直接侵害的对象是亲权。亲权是身份权的一种,是父母的重要权利,主要内容是父母可以自主决定实施有关子女抚养、教育、保护的相关行为,他人不得干涉,亲权同时也是一种义务,父母不得放弃。父母在行使亲权过程中,父母与子女之间因为血缘形成最亲密的关系,父母无私地投入情感、时间、财力物力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以期子女健康成长,也期待子女成人后可以对社会、对自己有所回馈,但是当事人行使亲权的权利和履行相应义务的前提是所抚养的子女是自己的亲生子女或者是自己愿意抚养的非亲生子女。现在,因为女方的欺骗行为,导致受欺骗的男方不能够建立起正确的亲权关系,对男方行使亲权造成了较大的损害。 讨论权利基础的目的是解决相应的法律适用问题。就以上讨论之事项,法官除了适用《婚姻法》第4条规定的忠实义务、《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名誉权之外,也可以适用人格权的相关规定,如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的“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上述案件中,判决书就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但配偶权是比较典型的身份权,本案判决也在判理中论述女方违反了忠实义务,侵害了男方配偶权,但是在判决时援引的却是对侵害人格权、人格利益是否应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们在立法上对配偶权、亲权等规定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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